35.少年，算命伐

价甚至高到每种八角，申报馆显然是想用低廉价格击垮竞争对手。翻刻诸家中，上海书局等采用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，善成堂等则采用传统的印刷方式。这固然是一场围绕《小五义》销售的竞争，同时也使人感受到新、旧印刷方式的竞争，而在版权观念未树立的当时，竞争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居然竟是盗版!这种竞争的结局毫无悬念，更何况当时申报馆已认定以新法出版小说是其重要财源之一，并有计划地添置设备以瞄准小说市场。上海地区其他拥有先进印刷设备与技术的出版机构也不甘落后，传统的小说出版根本无法抵御这股来势汹汹的浪潮。新法击败传统的小说出版的另一典型例证，是《野叟曝言》的出版遭遇。这部乾隆间的长篇小说首次由汇珍楼搜得秘本出版，售价每部六元，但当时并无注册版权的意识与法律环境，于是没多久《沪报》就在报上连载该书，不仅是新法印刷，而且运用了新的小说传播方式。接着便是申报馆版的《野叟曝言》行世，它每部仅售一元。书价差距如此之大，充分体现出了先进印刷技术的压倒优势，于是后来只见申报馆版的再版，而汇珍楼版在市场上则是销声匿迹了。

    近代著名文学家王韬两本小说集的遭遇，很能说明当时版权意识在作家以及出版机构心目中的地位。光绪元年，应申报馆请求，王韬将小说集《遁窟谰言》交其出版，谁知“刊布未几，而翻版者四出”。王韬亲眼在书肆中看到一本《闲谈消夏录》，竟是将《遁窟谰言》与朱翊清《埋忧集》“编撮成书，借以弋利”⑤。眼见别人拿自己的作品“弋利”，自己一无所知且一无所得，王韬自然很不高兴，但他光绪六年时又将此书交与香港中华印务总局出版，在今天看来，此举已构成对申报馆版权的侵犯。不过此事似未被追究，王韬与申报馆也一直维持着较好关系，由此推断，版权究竟归于作者还是出版者，同一部书稿是否可交与不同的书局出版，当时似乎都未有共同的规范。

    光绪十年，到申报馆任职的王韬带来了小说集《淞隐漫录》，议定先连载，后出版单行本。《点石斋画报》从第六号开始刊载了三年多，正当连载即将结束时，光绪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的《申报》上刊载了《石印〈后聊斋志异图说〉初集》的销售广告：

    长洲天南遁叟，文坛健将，墨海闲人。是书为渠极得意之作，用笔仿乎《聊斋》，命意等于说怪。以数十年之阅历，数万里之遨游，所见闻之侠女高人、灵狐老怪以至青楼妙妓、白屋书生，凡有可惊可愕可敬可喜之事，无不曲意描摹，正所谓长篇不嫌长，短章不嫌短者。兹特不惜工本，抄成工楷，复请吴友如先生逐节绘图，同付石印，七月望日成书。吾知此书一出，实可与《前聊斋志》后先媲美矣。每部用红木夹板，洋二元，在上海棋盘街宝文阁，并各书坊发售。味闲庐启。这部《后聊斋志异》，就是《淞隐漫录》中已被连载的内容。当初“尊闻阁主人”一再索讨，花了大价钱方得到《淞隐漫录》书稿，《点石斋画报》又花费许多精力财力，如请著名画家吴友如逐节绘图。可是按广告所言，读者都会误认为从索稿到插图纯为味闲庐的精心安排。申报馆计划先连载，保证《点石斋画报》的销售，然后再结集出版，再获取一次利润，如今凭空冒出一个味闲庐横刀夺爱，强抢它计划中的利润，这如何忍得？可是申报馆所能做出的最强烈反制措施，也只是先由王韬发表声明，责以大义：“是书乃由点石斋主人出重价购来，以后或照印，或排纂，或付剞劂氏，惟点石斋主人可为，即天南遁叟亦不得擅自刊售”，因“已受书价故也”，即申报馆的权益不应遭到侵犯。王韬又责问道：“乃今者既不商之点石斋主人，又不下询之余，绝不一言，毅然竟为，抑何巧取豪夺一至于此。”⑥由王韬的声明可知，实际的纠纷，已迫使当时一部分人开始思考版权问题。可是，味闲庐第二日在《申报》的回应却表示，它根本不承认申报馆拥有什么权益，自己唯一可感到“歉愧”的，只是事先未与王韬打招呼，但这也有原因：“本拟预先陈明，只缘向未识荆，不敢造次。”对于擅自出版他人作品则理由十足：“文章为天下之公器”，看不上的我们还不印呢!⑦这也等于在暗示，它压根没考虑过要给王韬什么报酬。